4個月前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文/和瑞寶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本文旨在使用者王瀾舸懸賞的問題。佛教的傳入大大的提升了漢地和藏地的文化水平和發展水平,但漢藏曆史上卻有過多次滅佛。基於刻板印象,有人會認為“滅佛有益於民生”,實則滅佛不但毀滅了秦制下唯一的避難所,而且敗壞了佛教承擔的社會福利制度。本文會詳談五次滅佛及其影響,希望王瀾舸使用者能夠滿意。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佛系,在常人眼中已成為無慾無求、與世無爭代名詞,在中國的歷史上卻屢遭最高統治者鐵拳捶打,不僅在漢地有三武一宗滅佛,在藏區也有朗達瑪滅佛。為了探究這五次滅佛原因,本文先分別從五次滅佛的經濟、政治、文化因素等多個角度,分析五次滅佛的異同。


焚經坑僧:北魏太武帝滅佛

1

南北朝是佛教大發展的時代,儘管對峙的南北雙方互罵“索虜”“島夷”,卻對異域傳來的佛教十分寬容。不僅南方有“四百八十寺”,北方也有僧眾兩百萬餘、寺院三萬餘。


根據《魏書》記載,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按照太祖、太宗的老規矩,常與各路高僧談笑風生,非常推崇佛教,但這樣的局面並沒有長久維持。


寇謙之、崔浩分別是天師道、儒家的代表,雖然道、儒之間也有矛盾,但是面對異域傳來的佛教,作為本土文化的道、儒兩家還是站在一起予以抵制。崔浩提倡儒學治國,“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稱佛教是夷狄宗教,信佛只會經濟蕭條、國力衰退。


由於親近寇、崔等人而受到影響,太武帝最終崇奉天師、推崇儒教,他甚至改元太平真君,表明自己對偶像的態度。本土與外來文化間的衝突,構成了太武帝日後滅佛的文化因素。


崔浩所言信佛會經濟蕭條、國力衰退並非純屬心口開河。佔編戶十五分之一的僧眾,不用納租稅服徭役,而好戰的太武帝一直在為人力、物力不足發愁。《魏書·李順傳》載,太武帝曾問李順涼州能否攻克,後者認為北魏國力有限,不可讓民力過勞。


朝廷為了開疆拓土,磨刀霍霍向寺院。太延四年(438年),太武帝下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資治通鑑》載“以其強壯,罷使為民,以從徵役”,朝廷一下就獲得了寺院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財稅收入問題,構成了太武帝滅佛的經濟因素。


財稅矛盾並不足以讓太武帝痛下殺手,但是不共戴天的死敵可以。相比於有長江相隔的島夷,北方的四鄰更讓北魏頭疼,比如,與鮮卑人同為遊牧民族的柔然因長期與北魏為敵,喜獲蟲字旁的侮辱性稱號,而讓太武帝更為不爽的是,這群死敵都多多少少信佛,自己當然要在意識形態上與他們劃清界限。


《續高僧傳》載,北魏進攻涼州時,後者曾以僧人充軍助戰,後來“別付帳下”的僧人還中途叛逃,這讓太武帝在心中又給佛教徒記上一賬。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下詔,北魏上下一律不得私自供養僧人,有私匿未交出者,就等著接受制裁。


外患未平,內憂又起。太平真君六年,盧水胡人蓋吳率眾十萬起義,得到河東(今山西永濟)蜀人薛永宗聚眾響應,並表呈南朝宋請求依附,得到後者支援,起義雖終為北魏重兵壓制而失敗,但因一度打進統治腹地、重創北魏軍隊,而給統治集團留下不小的心理陰影。不巧的是,盧水胡族群也是信佛的。


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的隨從發現長安佛寺藏有武器、釀酒器具、小金庫、與貴室女亂的窟室,這不僅壞了佛教的清規戒律,而且私藏武器被朝廷一口咬定是私通蓋吳的證據,與貴室女亂更是觸了北方貴族們的逆鱗。太武帝一怒之下,便下令“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並命各地方“有講得佛圖形象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僧眾寺院一時間血流成河。與敵對勢力的鬥爭,構成滅佛的政治因素。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魏太武帝拓跋燾非常暴力


除了以上四個因素以外,太武帝滅佛還有個人家庭方面的因素。太子受到大環境影響,一直崇信佛教。這讓父子二人在佛教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並且總是採取刺激對方而造成反效果的行動。


性格衝動的太武帝,認為斷然措施能夠根除佛教對兒子的影響,不料推行滅佛令以後,太子竟然設法延緩政令執行,讓眾多僧人得以逃逸、經卷得以藏匿。更糟的是太子後來因為滅佛一事鬱鬱而終,太武帝萬萬沒想到,自己一通騷操作,釀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


另外,也必須注意到,滅佛也是太武帝文化集權戰略上的一環。太武帝在位時,還下詔統一字型,興官學、禁私學,並且干涉修史、大興文字獄。諷刺的是,先前鼓動太武帝的崔浩,因在編史過程中使用了蔑視胡人的語句而得罪了太武帝,慘遭酷刑而死,姻親受株連團滅。這些舉措結合焚經坑僧,太武帝堪稱是翻版的秦皇漢武。


太武帝的政令如同秦始皇打下的江山一樣短命。在太武帝死後,新皇又恢復老一代的崇佛政策,佛教再度繁盛了起來,並且從此以後更為重視本土化。


佛道同滅:北周武帝滅佛

2

北魏後來分裂為東魏、西魏,繼承自西魏的北周也發生了滅佛事件。


與北魏太武帝的情況相似,北周武帝也受到來自他人的影響。大臣衛元篙年幼時曾出家為僧,並逐漸產生改革佛教的想法,他於天和二年(567年)上書武帝,理由是“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樑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不信佛的唐虞是盛世,信佛的齊樑反而滅國了,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又言“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很有《笑傲江湖》裡“心佛即佛”的意味;他建議“省寺減僧”,稱信徒應與世俗人士一樣,可以結婚並納稅服役,還稱“周主是如來”,理應受到世人崇拜。他的建議後被武帝採納,更多是強化世俗王權的需要。


據學者推算,北周的僧侶人數佔編戶人口的四分之一,相比北魏更甚,北齊的僧侶人數也佔其編戶人口的十分之一,眼見寺院佔有大批人口良田,衛元篙又善解人意地提議信徒一併納稅服役,周武帝“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的念頭十分強烈。這是北周武帝滅佛的經濟因素。


與太武帝面臨的情況一樣,武帝的死對頭也將佛教當成主流意識形態,不過這個心頭大患並非統治集團之外的外敵內寇,而是一直控制著自己的權臣宇文護,他曾大興佛教。在武帝眼裡,滅佛多少有著剷除政敵根基的意義。


為了給滅佛提供理論依據,他曾先後多次召叢集臣、沙門、道士展開辯論。天和三年,武帝就已經在召集三家親講《禮記》,表明他心中儒家排在第一位。天和四年二月的辯論大會上,武帝卻翻車遭打臉,因為結果是“儒教為後,佛教為先,道教最上”。


當然,辯論只是走過場,因為武帝早就給三家將來的待遇作了安排,於是他在當月的另一次集會上,表明“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聯意不立”的文化立場,並在此後反覆安排辯論,直到佛系分子在舌戰中敗北為止。但常人都明白,勝敗乃兵家常事,憑空打嘴炮哪裡可能有不出錯的時候呢?建德二年年末,武帝如願以償,這次辯論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最後”告終。


建德三年,武帝又召集釋、道辯論,釋家智炫擊敗道士張賓,武帝親自出場指佛法“不淨”,智炫沒有認清形勢,當場反駁,用比爛大法稱道法更“不淨”,結果成了滅佛的直接導火索。


就在智炫、張賓辯論的次日,武帝“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


雄心勃勃的武帝並不滿足於現狀,他還“跨省”滅佛,在建德六年攻滅北齊後,親臨北齊鄴宮下令“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覆軍民,還歸編戶”。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周武帝接棒宇文護,傳棒楊堅

帶著鮮卑人跑步進入秦制


與北魏太武帝相比,北周武帝滅佛少了一份性格上的衝動因素,也沒有采取血腥殺戮作為手段,但其目的更明確,就是強化王權與國力,因此不僅打擊佛教也打擊道教,行動的條理性也更強,對宗教組織的瓦解更為徹底,這一點也與後兩次漢地滅佛有所差異。


周武帝自稱其滅佛之舉使得“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


收奪韭菜:唐武宗滅佛

3

北周武帝駕崩後,北方佛教不斷恢復實力,到了唐代再度興盛。唐武宗滅佛的因素具體情況則更為複雜,並且相比於北魏、北周,唐代鼓吹滅佛的人士更多,理由五花八門,當然這些因素和理由不外乎經濟、政治、文化、法統幾類。


從經濟因素看,武宗滅佛的目的是爭奪稅源、役丁、田產以及金屬材料。唐初的均田制不光給軍戶配了田,還規定和尚可分地30畝,尼姑20畝。均田制瓦解的同時,佛寺也沒有吃虧,歷代皇帝還有賜地,尤以武后、憲宗為甚。


龐大的寺院經濟集團趁勢擴張形成,洛陽一帶“公私田宅,多為僧有”,長安一帶“美田豐利,多歸於寺院,吏不能制”,“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寺院因免稅免役屬性,還成為廣大逃稅避役韭菜的理想場所,《資治通鑑》稱“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搖役”;根據《舊唐書》記載,代宗大曆年間,都官員外郎彭堰獻便在朝議時指出,僧道不耕織卻有衣食,給財政造成了極大負擔,這些人不但不感恩,反而“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敬宗寶曆年間,日後推動滅佛的李德裕,又上奏泅州設壇大規模剃度一事,稱“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工搖,影疵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算”;武宗在日後的詔令中,也稱佛寺“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力於金寶之飾”,而僧尼“待農而食,待蠶而衣”,成為嚴重的經濟負擔,並將“晉、宋、齊、樑,物力凋凜,風俗澆詐”統統甩鍋給佛教擴張。


更要命的是,由於出家人有免去賦役的特權,朝廷曾以出售度牒(皈依證)作為斂財手段,度牒一度成為硬通貨,結果形成了僧眾尾大不掉的惡性迴圈。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武宗開始禁止供養佛像,沒收佛寺財產,要求犯法僧尼全部還俗,嚴格管控寺院蓄養奴婢的數量,禁其削髮剃度。會昌五年,在滅佛令下達後,“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腔上田數千萬頃,收奴蟬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可見,拿佛教開刀的財政效果拔群,而毀壞佛像的意圖也一目瞭然——“天下廢寺銅像、鍾磐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今俞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救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土、木、石等像因為沒有回收利用的價值,“合留寺內依舊”。


從政治因素看,武宗滅佛還涉及牛、李黨爭與法統問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要求強化集權,壓制藩鎮、宦官與佛教勢力,而與之對立的牛黨則傾向於維持現狀。李德裕不僅多次上書推動滅佛,其在地方任職期間,也執行了限制佛教發展。


另外,武宗本人卻並非皇太子,之所以繼位,據《新唐書》載,是因得到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與魚弘志的扶植。而仇士良恰好是崇佛的,武宗滅佛,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擺脫仇士良等人的操縱。


從文化因素看,唐代不乏反佛而崇儒、道的傳統勢力,而武宗恰巧對修道續命有特別需求。


唐初傅奕即認為佛教“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佛經是“妖書”,迷惑百姓,作惡之人“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韓愈亦“素不喜佛”,認為“佛本夷地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佛教“斷髮燃頂,有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訓”,他寫作《原道》、《原性》、《原人》等書,提出“道統說”;杜牧同樣是反佛人士,其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實際上並非讚美,而是對佛教擴張的焦慮與南朝亡國的反諷。


反佛人士中對武宗影響最大的,還屬道士趙歸真,因為武宗一直妄想修仙不老,趙便投其所好,趁機發洩他對佛教的私仇,《舊唐書》《唐語林》載,武宗“頗好道術修攝之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脩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羅浮道士鄧元起……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在日後的滅佛詔令中,武宗便稱佛教“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很明顯是受到反佛思潮的影響。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會昌法難

唐朝放棄世界帝國的定位,內卷化加劇


武宗滅佛的執行範圍非常廣,在唐朝統治重心之外的南方也為地方所推行,不過,程度上相當不徹底。


首先,對於相當一批寺院,僅是合併,並未徹底摧毀,敕令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二,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


有些地區也沒有認真執行朝廷的敕令,史載“黃河以北鎮、幽、魏路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毀拆佛寺,不條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育效使勘罰,雲:‘天子自來毀拆焚燒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滅佛之後一年多,唐宣宗即下效恢復佛教。此後,佛教內部的教派態勢也發生了變化,主張“頓悟說”的南禪宗勝了主張“漸悟說”的北禪宗,並且不斷佔據漢地佛教市場。武宗滅佛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導致三夷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受牽連而幾乎退出漢地。


滅佛興道:後周世宗滅佛

4

經過前三次大規模滅佛,五代十國時期的佛教已經十分收斂。而長期的割據,使得百姓再度將寺院視為避稅避役避戰亂的避難所,這導致寺院再度成為君王開刀的物件。


首先,滅佛有清理犯罪分子的政治意圖。《高僧傳》記載,後周世宗早先“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但由於僧人道丕的影響,反而稍許減少了對佛教的厭惡。其於顯德二年五月下達的滅佛詔稱“前頗紊寺院,漸至繁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托住持而隱惡”,寺院已經成了匪徒逃避刑罰的髒汙納垢之所。


其次,滅佛背後是文化衝突,周世宗抑佛禮道,推崇傳統倫理。《舊五代史》載顯德三年“放華山隱者陳摶歸山,帝素聞摶有道術,徵之赴閥月餘,放還舊隱”,這是世宗推崇道教的一個例證,在廢佛同時,不但不禁止道教,反而大力支援。此外,滅佛措施中包含反對借佛教逃離贍養責任的條款,這也是對人倫的保護。


第三,導致滅佛的才是經濟原因。當然,後周時期供養僧人的負擔情況與先前已經不能相比,有學者推算平均15.6戶才有1位僧人,即使僧人完全需要民眾供養,則平均供養人數也當在78-93之間,打擊寺院經濟的收益並不明顯。


不過,後周世宗與唐武宗一樣,盯上了寺院的金屬佛像,其稱“吾聞佛說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捨身救人,為什麼不捨銅像救世呢?他便銷燬銅佛像來鑄錢。


為了這個目的,《隨手雜錄》《楊文公談苑》分別記載,世宗曾命人用投石機炮擊真定的大號佛像,然而並沒有造成任何破損,甚至親自上陣斧劈鎮州佛像。不過,鑄成的銅錢到底是散給窮人,還是作他用,史書並未詳細記錄。


相比於前代,世宗滅佛時缺少他人的推動,也沒有太強的財政需求,政治鬥爭方面也無明確強敵,因此世宗滅佛的手段也更為緩和而理性。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因為宋太宗北伐的失敗

周世宗被寄託了太多幻想,也被推崇過度


根據《五代會要》記載,其措施主要包括:各地僅保留賜額寺院,當地無賜額寺院的,保留功德最佳者,其餘一概廢止,廢寺之經、像、僧尼並歸留存寺廟,所受物資悉歸原主,各地不得加蓋新寺,違者徒刑、所屬上級株連處罰;臣民不得私自剃度,除非有家長監護人許可,且必須能背誦大量經文,經過上級檢驗才能出價,否則勒令還俗,相關師主與寺院株連受罰;逃避贍養義務者、逃奴、逃兵與罪犯不得剃度,一旦查出即逮捕,相關師主、寺院、長官株連受罰;涉及自殘(如捨身、燒臂、煉指)或迷信色彩(如還魂、聖水、聖燈)的宗教活動被禁止。


當然,不限於佛教,即便世宗推崇的道教(如符籙)也在執行範圍內。可見,世宗滅佛相比前幾次是留有餘地且較大的,並沒有徹底禁絕寺廟與僧人,只是予以歸併與限制,另外也打擊了借佛教逃脫贍養義務、兵役、法律制裁以及宗教活動中存在的自殘、迷信行為,因此也具有一定公益性。


世宗滅佛後,繼承後周大統的宋朝並無大規模滅佛運動,《楊文公談苑》稱是太祖感於世宗滅佛遭報暴斃,因此不敢冒犯佛教。而儒、釋、道三家以及僧、俗之間的交融也更為緊密,一方面佛教與漢地本土文化的結合更加緊密,更為重視傳統倫理,另一方面廣義上的儒家群體也受佛教影響,誕生了重視內心的心學。


得不償失:吐蕃朗達瑪滅佛

5

如今的藏區是佛系聖地,但在歷史上也出過滅佛運動,與唐武宗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吐蕃統治者朗達瑪便是大規模滅佛的主導者,他也因此被稱為“朗”,藏語意為“牛”,引申為佛教中的邪魔“牛魔王”。


實際上,早在朗達瑪之前,吐蕃已有大臣推動滅佛,他們信奉本土的苯教,與漢地的儒、道兩家士大夫一樣,視佛教為外來異端。瑪尚·仲巴傑輔政時,就曾下令搗毀扎瑪宮和真桑拉康、改大昭寺為屠宰場、放逐信佛大臣、埋掉佛像。但這些滅佛行動規模不大、時間不長,終為佛教勢力所反撲。


總的來說,吐蕃滅佛圍繞佛教與苯教勢力的鬥爭展開,在外來與本土文化衝突中,又包含了經濟、政治的衝突。


佛教傳入吐蕃後,一座寺院享有三戶養僧的保障,且並有兩十戶屬民。不同僧人甚至其侍者都有薪俸,其中釋譯師的與大臣相當,譯經師的也相當於3名贊普親衛之收入。


據《賢者喜宴》所載,赤祖德贊(熱巴巾)在位時,對佛教扶持登峰造極,“贊普篤信佛法,在蕃地建修行院、講經院和戒律院等數十座,並領漢地及藏區、熱巴巾王轄區的所有人,修建拉康(神殿)千座,佛塔十萬尊”,將三戶養僧升格為七戶養僧,如執行不力將受嚴懲。巨大的經濟負擔,使得吐蕃上下對佛教都怨聲載道。


熱巴巾對僧人的尊重到了狂熱的程度。這位贊普曾將髮辮鋪開當僧人的坐墊,對剛出家的也行頂足禮,甚至世俗人士衣服上的一塊黃補丁都能引起他的聯想,使之行禮;他還規定,對出家人以嘴脣歪指、眼神惡視的,皆沒收作案工具,盜竊法器的,八十倍罰換。


不僅是平民要忍受不公待遇,信奉苯教的權貴同樣被佛教勢力比了下去,熱巴巾將大權交給僧人,用班第欽波貝吉雲丹為卻論,位在大論之上。因此,朗達瑪即位後,便在苯教大臣支援下對佛教進行反攻倒算。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同時期的武宗一樣得位不正,但扶他上位的卻是以韋·甲多熱為首的本土苯教派系,因此朗達瑪滅佛並不是為了剷除控制自己的幕後權臣,而是報恩站隊,為此他還在即位不久後任命韋·甲多熱為大論,其他同一派系的大臣也多擔任要職。激烈的政治鬥爭,最終給吐蕃的佛教界帶來一場腥風血雨。


朗達瑪下令封停破壞寺廟,桑耶寺、大昭寺等名寺都遭泥封,小昭寺成了牛圈,在建寺院停工,其餘亦遭封閉,寺內壁畫被毀壞,佛像、佛經被焚燬或投河,文成公主帶去的漢地佛像因過大而被土埋;僧人也慘遭清洗,中上層或屠戮或流放,普通僧眾也成為擔負差役的平民,倖存者逃至印度、甘青一帶,或隱遁成為獵戶;寺院的農奴、田產、牧場、牲口等分歸世俗農奴主。


朗達瑪的滅佛手段極為暴力,卻並沒有收穫理想的效果,反而導致更為激烈的教派鬥爭,甚至其本人也死於刺殺,此後強盛一時的吐蕃王朝分崩離析,朗達瑪的滅佛也被後人稱為黑暗時期。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刺殺朗達瑪


而後,與漢地情況類似的是,藏傳佛教也開始重視本土化,最終與苯教相互融合,反而成為藏區的主要信仰。


滅佛有益民生?

6

綜上所述,三武一宗與朗達瑪滅佛的因素、情形大同小異:經濟上,寺院或多或少構成了財稅負擔,並且因信佛可以避稅免役,佛教深受統治者反感;政治上,滅佛的背後總有不同政治勢力的較量;文化上,外來的佛教都與本土的信仰發生衝突,但最終相互融合。


其中,漢地滅佛僅有後周武帝是佛、道一律打擊,其它多是崇道抑佛,五次滅佛又以後周世宗手段較為溫和,因此也有人稱其是“限佛”,而不是“滅佛”。


由於獲得了來自寺院的財產、人丁資源,且免去了供養寺院的經濟負擔,五次滅佛在不同程度上壯大了當時朝廷的國力。


不過,史家與佛教圈,各自對滅佛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前者認為滅佛減輕了人民負擔,避免了神權統治,後者則將五位滅佛君王最終的暴斃,視為滅佛的報應。筆者個人以為,這兩種說法,都有失偏駁。


首先討論滅佛是否減輕了人民負擔。


誠然,原先的佛寺由朝廷財政供養,財政又取之於租稅,興建佛寺的徭役也是加在人民頭上的,因此統治者大規模推廣佛教,必然加重人民的壓力。但反過來也應該看到,在統治者推廣的因素之外,佛教也成為不少民眾逃避賦役的渠道。所謂“把人民從寺院經濟奴役下解放”的說法,實屬無稽之談,因為朝廷下屬的編戶齊民要承擔比寺院佃租更重的賦役。


北魏太武帝在位時,北魏仍實行“九品混通”的稅收制度,將自耕農之一戶與地主之一戶作同等要求徵稅,導致前者的賦稅壓力相當之大,加劇了百姓投靠大戶或寺院。


北周時,北方已經推廣均田制,據《隋書·食貨志》記載 :“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艱凶扎,則不徵其賦”,負擔相對減輕,但也仍然存在(大司馬按:其實西魏北周的所謂均田,給農民授的田並沒有達到該給的數量稅卻照足額田地來收,民眾負擔依然很重)。


唐中後期實行兩稅法,名義上按貧富實行差額納稅,但因其“量出制入”的惡劣屬性,實際上又鼓勵在兩稅以外增加各種苛捐雜稅,陸贄便稱“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新唐書》《資治通鑑》《唐會要》均載,不論是朝廷還是節度使都熱衷於稅外加徵,鹽、酒、茶、糧、漆、竹木、金屬、蔬果、炭、牲畜等無所不稅,以彌補各自大興兵馬的窟窿,導致人民負擔不降反增,逃戶現象不斷加劇,至五代十國時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滅佛給寺院承擔的福利職能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從南北朝開始,寺院有福利田與慈善機構,北魏宣武帝設館收容近縣內外的疾病,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給孤獨園記》、竟陵王蕭子良《福德舍記》、《施藥記》等文中亦有記載。至唐,此項公益事業發展成半官半民的悲田養病坊,濟貧療養。武后初設於長安、洛陽,進而推廣至各道諸州。


武宗滅佛後,此類機構便處於癱瘓狀態,李德裕《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載“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管,必恐病貧無告……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為養病坊”,他建議由地方上的威望人士接管,可見佛教的福利職能無法取代,至於李德裕的建議被採納以後,悲田養病坊能否執行如初,就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此外,佛寺還提供了諸如植樹、掘井、築路、舟橋等一系列基建公共服務,當然滅佛的發起者們並不會考慮,打擊佛教以後,這些基層的服務職能將如何運作。


文史宴:三武一宗滅佛只肥了皇帝,對民生不但無改善而且大幅惡化

佛教承擔了大量社會福利

並且執行良好


其次,再討論滅佛是否避免社會淪為神權統治。


這個問題比上一種更為簡單明瞭。五次滅佛中除了北周武帝之外,皆採用拉攏本土宗教打壓佛教的手段,這種方式顯然是不可能避免神權統治的,只是以一種神權替換另一種。何況,自商周以來,只要是自視“中華正統”的政權,從不會放棄祭天等一系列祭禮。這種天子乃上天之子的語境下,君權神授的意味,不言而喻。


君權至上的秦制模式下,無論皇帝滅佛與否,神權統治都只是君權自我兌現的一種手段,皇帝們無非是在利用佛教來控制社會,與擔心佛教做大以後社會不好控制而搖擺罷了。


最後,再說滅佛皇帝暴斃是否是報應的問題。


實際上,很多反對者都會舉出以梁武帝為代表的一系列反例。不過,正如前文所說,君權至上的秦制模式下,不同神權間的搖擺,只是君權實現的途徑發生變化,無論這些皇帝崇佛還是反佛,歸根結底只是玩弄權術,如此又焉有不被權力反噬之理?(大司馬按:蕭衍等部分皇帝當是真信。)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